崇尚真善美,“碰硬”为苍生

推荐人: 来源: http://www.120ya.cn 时间: 2018-01-31 09:57 阅读:

  算起来我加入北京市杂文学会近四年了,并且有幸参加了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年会,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批为国为民,敢于“碰硬”,胸怀坦荡,乐于奉献的杂文家。李庚辰会长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朴实无华,刚正不阿,铁骨铮铮,一身正气,不仅令我敬仰,更激起我采写他的强烈愿望。然而,李会长为人低调而谦虚,虽经多次邀约,却总是婉言推辞,一再强调杂文界比他强的人有很多很多,比如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等等,要写就写他们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采取迂回战术,从采访熟悉他的人入手,同时从过往评论他的文章和已见报刊的文字中“各取所需”“借花献佛”,目的无非是弘扬正气,推崇榜样。如此“兼收并蓄”,如此“积进采写”。孟浪冒昧之处,尚乞李会长和读者见谅。

  一、砥砺进取,成就斐然

  李会长是从1971年开始,在揭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斗争中,开始拿起杂文武器的,并一发不止,写出大量振聋发聩之作,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。其作品先后汇集为《探世集》《直言集》《做人与做戏》《劝善惩恶集》《忧喜集》《笑的乱弹》《爱国主义纵横谈》《人际学格言》《交友之道》《杂文写作琐谈》《李庚辰杂文选》《当代杂文选粹——李庚辰之卷》《前车鉴》(合集)《中国杂文百部?李庚辰集》等十多部。其中,《待人处事之道》获1988年全国图书评奖“金钥匙”奖(最高奖),《爱的“关系学”》获第二届全国图书评奖(社科)二等奖,另有《“酌情处理”种种》《慈禧太后遇知音》数十篇杂文作品获全国性评奖一、二等奖,此外有数十篇作品被收入《中国新文艺大系?杂文集》和其他全国性作品选。除此之外,李会长在研究战争史的基础上,写出了历史专著《魔性的战争——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》,颇有学术价值。他以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突出的创作成就,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有影响的杂文家。早在1994年12月,杂文界和新闻出版界就在北京联合举办了“李庚辰杂文创作研讨会”。文学界和各界著名人士对其思想、文风和杂文创作,给予了高度评价,称其“性格耿介,爱憎分明”“不媚流俗,不畏权势”“正气凛然,正道直行”。其作品“具有强烈的战斗性”“敢于直言,尖锐泼辣”“一针见血,直击要害”。同时惩恶与劝善并举,祛邪与扶正并成。“言近旨远,外朴内珍;可口循俗,诱人以善”,公认其杂文“烛幽洞微,文采照人,富有思想性、知识性、哲理性。”……当看到李会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持之以恒,为弊绝风清,为社会进步,写出了那么多振聋发聩、脍炙人口的好作品,并多次获奖,令我辈不无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之叹。他的作品,正气凛然,傲骨嶙峋,既有金戈铁马,又有悲悯心肠,读来不由击节称叹。

  李会长的杂文特点鲜明,概括言之,一如下述:

  (一)尖锐泼辣,具有强烈的战斗性。他个性耿介,爱憎分明,以杂文扶正祛邪,让“不是东西”者难以舒服;让正直忠厚的人拍手称快。他敢于直言,尖锐泼辣,行文鲜明直率地阐述是非爱憎,真挚热诚的讴歌光明正义,对腐朽邪恶毫不留情。直言善恶是李会长为文的一贯追求。他说:“一个合格的杂文作者,首先必须是坚持真理,坚持真理就必须旗帜鲜明,模棱两可顾忌多端,写不出好杂文;为名为利也写不出好杂文。杂文需要硬笔,人也要有点硬气、骨气,文章才有脊梁。”寥寥数语,既说出了他的为文之道,也说出了他的为人之道。这是杂文应有的品格,也是杂文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。他在杂文中对“拍马六技”——揣、喂、舔、拂、磨、助的无情解剖;对“做官诀窍”——跟、推、滑、巧的深刻揭露;对“流氓三术”——诈骗术、泼污术、吓人术的精辟概括;对吃喝风的深入探究;对“请示学”的发凡;对“检查团”的检查;对“酌情处理”的分析;对“贪官短命”的质疑,无不一针见血,入木三分。其思想之敏锐,笔锋之犀利,令人叹服。

  (二)广征博引,突出深刻的说理性。他以为杂文是围绕论题,说明论点的。故而他的杂文时常古今中外、海阔天空地引用不同类型但却都能说明同一论点的杂材料。这些杂材料,往往能体现作者的知识广博,学养丰富,论据充分。其实,哪怕是百字的杂文,也往往需要雄厚的知识作基础。正所谓“风行水面,自然成文;信手拈来,头头是道”!没有渊博的多方面的知识来支持,是很难写出丰厚隽永的杂文的。因此,他常常依托渊博的文史和社会知识,谈古论今,洞幽烛微,使短小的杂文显得丰厚而充实,具有深刻的说理性与哲理性,让人读后欲罢不能……比如,在《武侯祠?医圣祠?张衡墓》一文中,他从古代三位名人身后不同际遇发出感慨:诸葛亮官拜丞相,于是岗以人名,地以官贵,当年秋风可破的蜗居茅庐,经建祠筑苑,起房垒土,日益宏伟起来,殿宇亭台,雕梁画栋,好不气派;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,救治了不少人命,故而也得到后人立祠纪念;张衡虽创制了浑天仪、地动仪等多种天文地理观测仪器,开辟了古代地震学研究的新纪元,但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家、知识分子,死后被葬在农田一隅。作者剖骨析髓,批判了中华民族落后守旧的心理定势:看重的是官势权位,轻视的却是科学文化。再如《王安石的度量》《吴起的悲剧》《孟子的用人观》《诸葛亮也曾嫉才》《李林甫“打内堂”》《苏轼吃野菜》《陈后主禁佛与朱元璋执法》等等杂文中,李会长无不引经据典,谈论风生,深入浅出地阐明道理,触类旁通的开拓思路,读来充满意趣,令人心悦诚服,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  (三)注重运用讽刺的手法。李会长的杂文中常见讽刺的手法。他总是抓准针砭对象的特点,加以艺术夸张,突显其可笑、可鄙、甚至可恶之处,从而达到强烈的否定效果。如《答古月问》,针对古月走穴后的诡辩:“我是特型演员,但我首先是演员,我也付出了创造与劳动。我不是毛主席,别人要高价,我为何不能要钱?”作者故意说:“不错,你那创造和劳动多复杂、多困难、多艰苦、多劳累呀,你上台前得涂脂抹粉,梳妆打扮;上台时得挪动脚步,挺直腰板;出场后得鼻孔出气,嘴巴开合;还得抬起小臂,伸出巨掌,左顾右盼,挥手致意;又得捏腔拿调,抑扬顿挫地说上几句湖南话;装出笑容可掬的伟人状,这要劳动每根神经、每条血管、每个细胞,是容易的吗?”这种活灵活现的描述和剖析,让对方哭笑不得。既切肤入骨,又形神毕现。

  再如《卢奇的狗》一文。扮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卢奇养的狗咬了一个叫潘凤亮的人,卢奇却不认账,为此闹到法庭。证据确凿,卢奇败诉,被罚赔款1000元。可他到了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又翻了案,说他的狗根本没咬过潘凤亮,“他看到狗的主人是我才来告的,损害了我的名誉。”卢奇已经输了官司,还硬说他的狗没咬过人,道理何在呢?他的“道理”是说,因为“我的狗在部队经过严格训练”。

  李会长通过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,确信潘凤亮是被卢奇的狗咬了之后,就欲擒故纵,先“批评”潘凤亮说:“你哪有那么大胆子,竟敢和扮演过领袖的卢奇过招儿?人家可是有‘领袖风采’的大人物呀,能是你小百姓好惹的?你不是自讨苦吃吗!”然后话锋一转,骂起“狗”来:“看起来,一切全怪卢奇的狗。这个狗东西,主人精心喂养你、培养你,让你吃好的,喝好的,住好的,还让你‘经过严格训练’,你却如此不作脸,不争气,居然狗仗人势,平白无故胡乱咬人。你以为你一条狗住进小区就高人一等,普通百姓就可以随便咬,随便欺负吗?你以为你是大人物的狗就可以为所欲为,横行霸道吗?”通篇文章,句句一语双关,连讽带刺,明面调侃,暗藏杀机。让当事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。

  李会长说:“大凡严肃的杂文家,只有公战,没有私斗。杂文的讽刺不是冷嘲,杂文的批评决非辱骂。辱骂不是战斗,也不会令人信服。”他的杂文充分运用讽刺艺术,把生活的表象撕破,指出“麒麟皮下的马脚”,让人在捧腹之余,悟出哲理,加深印象……品味李会长杂文的讽刺艺术,我看到了一个睿智老人的从容与大气,机巧与威严。那斑斓的文采里,蕴涵了多少知识和力量,熔铸了多少对人民的爱和对残民丑类的蔑视甚至恨!

  二、环境造人,凝聚智慧

  若论李会长的智慧从何而来,因何会有如此爱憎分明的立场?这得从他的出身、工作等环境说起。

  他出生于河南社旗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从小就吃得苦,各种农活都会干。从父母身上继承了善良、正义的基因。他小时候话语不多,从不惹事,但也不受欺负。街坊邻居都夸他懂事、德行好。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架是在11岁时,同伴中有个“两头捣”,喜说瞎话,挑是非,然后在一旁看热闹。那天,一群孩子在村头玩耍,突然这孩子对另一个大的孩子说:“庚辰骂你了。”对这种搬弄是非的行为,他非常恼火。听这无中生有的当面诬陷,他怒不可遏。尽管那孩子比他大三岁,长得又高大,但嫉恶如仇的火气,令他骤来神勇,竟然冲上前去,二话不说,猛挥手臂,用尽全力给了那个孩子一个响亮的耳光,打得他口鼻流血,却不敢还手。一帮孩子见状都傻了,谁也没想到他竟有这种暴脾气,居然敢拼敢打。从此,小伙伴中再没人敢拨弄是非了。从这些可看出:人的智慧与正义感,并非一蹴而就,往往从小养成,包含许多因子在内。至于知识,要靠自己日后的努力,不断学习积累……李会长1958年参加政府工作,1962年应征入伍,服役于空降军部队。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,他刻苦努力,积极锻炼成长,历任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指导员、秘书。在战备训练、大比武和抗洪抢险中他奋不顾身,成绩突出,多次立功受奖。在一次空降比武中,他意外受伤,有些弹片仍在身上,导致迄今走路困难。1967年他由空降部队调到武汉军区空军宣传部任新闻干事,同年调空军报社任编辑。1977年调到解放军报编辑部,在近50年的新闻和文学工作中,其文字涉猎非常广泛,有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新闻、通讯、评论等,其中不乏影响广泛的佳作,如《迫害狂江青》被全国报刊广泛转载,并被选入《全国优秀通讯作品选》等。其杂文更是优质高产,佳作迭出,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。除了自身的创作成就,他主编的军报杂文专栏《长征论坛》一直导向正、品位高,在读者中受到广受好评,并得到中央领导和中宣部领导多次表扬,在全国报刊副刊作品评奖中连续获奖。在副刊文章首次参评全国新闻奖时(1998年)即获奖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主编的《并非闲话》也深受读者欢迎;其理论专著《杂文写作琐谈》作为杂文写作的必读教材,在全国范围被广泛采用。他在担任杂文刊授学院导师期间,以极大的热情为军内外培养出一批当今创作活跃的杂文作家。李会长提挈后进,为国育才,高风亮节,令人钦敬!

  三、勤俭节约,永葆本色

  李会长以自己的思想及学术成就,确定了在全国杂文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地位。他的简介被收入《中国作家大辞典》《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》《中国著作家辞典》《世界名人录》等,名列《中华文学通史》《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》等。在军队享受正军级生活待遇,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现为中国文艺家联合会副主席,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名誉会长。如此身份、地位和待遇,他却始终保持农民儿子的本色,从不骄奢,也不允家人浪费。他的小外孙女上小学五年级时,写了篇作文《艰苦朴素的姥爷》,其中有这样的描述:“我的姥爷,浓黑的眉毛下面,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,显得很精神,很可爱。他是位老军人,经常穿一身旧军装,家里新衣服很多,他就是不穿。姥姥和妈妈都给他买了漂亮的新皮鞋,他也不穿。姥姥劝他把皱巴巴的旧鞋扔掉,他怎么也舍不得。记得前天姥爷家很热闹,妈妈和姥姥做了好多好吃的菜,可惜每个菜都没吃完。听说妈妈要倒掉,姥爷连忙摆手‘别倒,别倒!明天还可以吃,千万别倒!’姥爷从不浪费一粒米,一分钱,姥爷真是个艰苦朴素的人。别人说他是著名杂文家,又是高级军官,我看一点都不像,就像一个老农民。”童言无忌,童真可爱。李会长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,不忘根本。

  四、惩恶劝善,磊落光明

  更让人们敬仰的是,李会长秉持杂文要惩恶劝善、激浊扬清、扶正祛邪的理念。以不怕鬼、不信邪、讲真话、敢碰硬的气度,为国、为民敢于担当。在写作实践中,也曾不避风险,在太岁头上动土,批评过几个“大人物”,被人褒贬为“傻瓜李庚辰,竟敢捋虎须。”这里记录李会长几件事,与读者共勉。

  (一)斗胆“说胆”。1981年,坚持“两个凡是”的那位主席还在台上时,不顾当时国家经济严重困难,大把花钱引进宝钢那样的整套设备,说是“胆子要大一点”。李会长针锋相对,写了杂文《说“胆”》,辨析称:办事要考虑国力民情,量力而行,有多大的荷叶包多大的粽子,不能异想天开,麻雀吃蚕豆,傻大胆。事后听说,邓小平也有微词,说那是“洋跃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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